（1）書法方塊形的漢字，與其他用拼音字母構(gòu)成的文字大有區(qū)別，漢字本身即是一種藝術(shù)，故郭沫若認為“中國的文字，在殷代便具有藝術(shù)的風味。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，有好些作品都異常美觀。”據(jù)學者研究，甲骨文上面的字系先用毛筆書寫，然后鐫刻，刻時先直后橫，而且在筆劃上涂以朱墨顏色，其目的顯然是為了讓字跡鮮艷悅目。
經(jīng)周、秦、西漢長期演進，至東漢時出現(xiàn)了不少的書法大家。三國時雖戎馬倥傯，書法人才仍有增不減。拿曹操來說，史稱：“漢世安乎崔瑗、瑗子寔、弘農(nóng)張芝、芝弟昶，并善草書，而太祖亞之?！?BR>唐人張懷瓘著《書斷》，稱曹操“尤工章草，雄逸絕倫”，列為神、妙、能三品中之妙品，并言：“操子植，字子建，亦工書?！辈懿佥o政時，尚書衛(wèi)覬“好古文、鳥篆、隸、草，無所不善”。覬子瓘善草書，孫恒善隸書，恒撰《四體書勢》，為書法史上之珍貴文獻。其中談到漢靈帝“好書，時多能者，而師宜官為最”。
另一書家梁鵠，對師宜官的書法加以精心揣摩，因而大有進境，以善書為選部尚書，掌管選宮用人。時曹操欲為洛陽令，而鵠以之為北部尉。后鵠到荊州依劉表，及操入荊州，鵠懼而面縛向操請罪，操署鵠為軍假司馬，令在秘書，以寫書自效。因此，操丞相府中，多有鵠手跡，操甚至將鵠字懸于臥室內(nèi)，朝夕賞玩，終于得出了鵠書勝過師宜官的結(jié)論。
自魏至晉，洛陽宮殿題署多出鵠手。據(jù)說鵠宜為大字，另一書法家邯鄲淳宜為小字。鵠謂邯鄲淳得力于東漢書法家王次仲。《四體書勢》稱“鵠之用筆，盡其勢矣”。
魏時最負盛名的書法家應(yīng)推鐘繇。繇，字元常，潁川長社人。曹操執(zhí)政，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，持節(jié)督關(guān)中諸軍。官渡之役，繇送馬二千余匹千操。后操征關(guān)西，得以為資。魏國既建，繇身居相國、太尉、太傅高位，死于曹叡太和四年（230年）。繇為書，師法工篆隸的曹喜、擅長行書的劉德升、長于八分的蔡邕，能穎脫而出，集各家之長。《書斷》稱繇：“真書絕世，剛?cè)醾溲?，點畫之間，多有異趣，可謂幽深無際，古雅有余，秦漢以來，一人而已……其行書則羲之、獻之之亞，草則衛(wèi)、索之下，八分則有《魏受禪碑》，稱此為最。……元常隸、行入神，八分、草入妙?！痹跁ㄊ飞?，鐘繇與漢代草圣張芝并稱“鐘張”；與時人胡昭并稱“鐘胡”；與東晉書圣王羲之并稱“鐘王”，可證其書法地位之崇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