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謂“三國”，通常是指從漢獻帝初平元年(公元190年)到晉武帝太康元年(公元280年)共九十年這段歷史。但實際上，無論是正史（比如《三國志》）,還是小說，（比如《三國演義》），差不多都會從董卓之亂甚至更早一些說起。因為曹、劉、孫、這三大勢力，是在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中發展壯大起來的；魏、蜀、吳三足鼎立的局面，也早在他們建國之前就已基本形成。

　　184年黃巾起義后，東漢開始失去政權實體，群雄割據紛爭，東漢名存實亡。208年的赤壁之戰初步奠定了三國鼎立的格局。220年，曹丕廢漢獻帝，在洛陽稱帝建魏，東漢滅亡。此后劉備、孫權先后稱帝，魏、漢、吳三國鼎立局面正式形成。

　　263年，蜀漢被曹魏所滅，三國時期結束。266年，司馬炎廢魏稱帝，建立晉朝，史稱西晉。280年，晉武帝滅東吳，統一南北。

　　在這九十多年間，不知多少風流人物指點江山激揚文字，不知多少蓋世英雄在這里大顯身手叱詫風云，正所謂“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杰”。而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姓名，雄才大略的曹操，鞠躬盡瘁的諸葛亮，英武瀟灑的周瑜，堅忍不拔的劉備，他們都是這個時代的英雄，也都是我們民族的英雄，因為他們都想把分裂變成統一，把亂世變成治世，但他們也都是無一例外地認為，這個歷史使命應該由他們自己，或者說由他們所屬勢力來承擔。因此，他們之間有矛盾，有沖突，有摩擦，有戰爭。

　　那些與歷史形象相差甚遠的人物

　　大多數人對三國人物的理解都是來至電視和小說中，但那只是文藝作品中的面目，文學家藝術家自我的主張。在歷史真相無從考究的情況下，越到后代，就越不靠譜，主觀臆想和個人好惡的成分就越多。而文學藝術作品的感染力是超過歷史學著作的，下面就以影響最深遠的《三國演義》為例，列出幾位與歷史形象相差甚遠的人物。可曾想過，你心中崇拜或者厭惡的對象，也是被扭曲過的呢？

　　諸葛亮

　　“狀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。”這是魯迅評論《三國演義》中諸葛亮時所說。《三國演義》突出了諸葛亮一生性格、品德、功業等的積極方面，但又把它無限夸大，把他描寫成智慧的化身、忠貞的代表，并將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。在赤壁一戰中，對諸葛亮接東風描寫“沐浴齋戒，身披道衣，跣足散發”如同巫師。但事實上，火燒赤壁是由龐統獻連環計，黃蓋獻苦肉計。并非諸葛亮之功。諸葛亮在赤壁之戰期間的主要功績，是促成了孫劉的聯盟。實際上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，未必是杰出的軍事家。在《三國演義》中對諸葛亮用兵如神，迭出險招的描述是不合事實的。諸葛亮的特點，無論是史家的評論，還是他的自我評論，都是“謹慎”。因此，《三國演義》中的諸葛亮不是真實的歷史人物，而是歷史小說人物。

　　曹操

　　本來在《三國志》（及裴注）中，曹操的形象已呈現出了個性特征的復雜化，但在《三國演義》中，這種復雜化尤其突出，作者羅貫中把《三國志》中曹操的一言一行盡可能地放大，并運用自己的觀點來演繹、深化曹操。歷史上曹操御軍三十余年，但手不釋卷，登高必賦，長于詩文、草書、圍棋。生活節儉，不好華服。與人議論，談笑風生。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文學家。但是在《三國演義》中，曹操性格品德中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，而對他殘忍、奸詐的一面又夸大了。因此，羅貫中筆下的曹操是奸詐、殘忍、任性、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。

　　周瑜

　　提起這位江東名將，人們首先想到的，往往是“三氣周瑜”的故事，是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，以及“周郎妙計安天下，賠了夫人又折兵”等等。可惜那是小說，不是歷史。歷史上的周瑜“性度恢廓”，謙讓服人，有“雅量高致”。劉備稱他“文武籌略，萬人之英”。孫權則贊他有“王佐之資”。但在《三國演義》中，周瑜成了諸葛亮的墊底人物。寫周瑜，是為了抬高諸葛亮。因此，《三國演義》中的周瑜氣量狹小，智謀也總是遜諸葛亮一籌，根本不像蘇軾所歌頌的周瑜“雄姿英發”，是“千古風流人物”。 

　　耳熟能詳但不存在的計策

　　歷史往往是由勝利者來寫的，民間修史則難免見仁見智，或者偏聽偏信。因此，魏、蜀、吳三國一滅亡，史書的記載就眾說紛紜，學者的見解也莫衷一是。比如諸葛亮的出山，就有“三顧茅廬”和“登門推薦”兩種說法；而火燒赤壁，也有黃蓋詐降縱火和曹操燒船自退兩種記載。虛虛實實，半真半假，更為這段原本就撲朔迷離的歷史平添了許多曖昧。而在《三國演義》中為渲染諸葛亮的多智，有很多計策可能都是不存在的。

　　錦囊妙計

　　“錦囊妙計”說的是劉備過江招親，他本來不想去，已經預料到周瑜會害自己，此去兇多吉少；而諸葛亮則堅決讓劉備去，推薦趙云保駕，授與“錦囊妙計”。劉備和趙云到江東后，遇到疑難之事，就依次打開“錦囊妙計”，無不迎刃而解，化險為夷。當然，故事是虛構的，歷史上并沒有諸葛亮用“錦囊妙計”的事。其實，“錦囊妙計”的故事是有的，可惜是發生在曹操身上的“密教”。據《三國志》的《武帝紀》和《張遼傳》記載：孫權乘曹操赴漢中進攻張魯的時機，親率十萬大軍圍攻合肥。當時張遼、李典、樂進等率七千人屯守合肥。曹操早在去漢中以前估計到孫權會來進攻合肥，便寫了一道“密教”(密封的指示)，交給護軍薛悌，封皮上寫著“賊至乃發”(等到敵軍到來時，才可以拆開看)。等到兵臨城下時，薛悌當著眾將的面拆開了“密教”，只見那上面寫著：“若孫權至者，張、李將軍出戰，樂將軍守，護軍勿得與戰。” 

　　曹操這樣安排的用意是：張遼、李典非常英勇，所以讓他二人率軍去作戰。樂進為人持重，所以讓他守城；薛悌是個文吏，所以不讓他去率軍作戰，免得他瞎指揮，貽誤軍情。張遼等照此辦理，終于經過一番拼搏，以少勝多，打退了孫權的進攻。

　　空城計

　　不用介紹相信大家都很了解，這段是三國戲中必會上演的一部，雖然這段不是《三國演義》作者編撰的，但在裴松之為《三國志》作注的時候被駁回。駁空城計的證據是：諸葛亮屯兵陽平的時候，司馬懿官居荊州都督，駐節宛城，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在陽平戰場，哪來的什么空城計？但事實上諸葛亮施展“空城計”也不合邏輯。第一，司馬懿不敢進攻，無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。那么，派一對偵察兵進去看看，行不行？第二，司馬懿“果見孔明坐于城樓之上，笑容可掬”，距離應該不算太遠，那么，派一個神箭手把諸葛亮射下城樓，來他個“擒賊先擒王”，行不行？第三，按照郭沖的說法，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二十萬人，諸葛亮只有一萬人；按照《三國演義》的說法，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十五萬人，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。總之是敵眾我寡。那么，圍他三天，圍而不打，行不行？何至于掉頭就走呢？所以裴松之作注時，就斷定郭沖所言不實。